跟小草作战,

却向荆棘投降——

这是最时髦的英雄。

            ——阿多尼斯

 

由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及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主办的第三届“香港国际诗歌 之夜”於 2013 年 11 月 21 日至 24 日在香港举行,十八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国际诗人和汉语诗人将共聚香港,参与这一国际诗歌盛会。"香港国际诗歌之夜 2013”的主题為“岛屿或大陆”,希望借助香港独特的地理、 政治与文化的优势,不断拓展国际诗歌平台的巨大潜力。本届诗歌节并将延伸至汕头、广州及深圳。

为了让诗歌进一步融入广大社群的生活,「香港国际诗歌之夜 2013」更与英国文化协会及香港电车有限公司合 办「诗歌电车行」活动,并与欧盟、香港法国文化协会及西班牙驻香港总领事馆合作,由 11 月中旬起至 2014 年 1 月底,二十多辆车厢内佈置有中、英文诗句的电车将於港岛运行,乘客将感受到一个充满诗歌气息的香港。

香港国际诗歌之夜 2013



2003年,翟頔在波士顿专访了北岛,这是北岛离开中国多年后接受的第一次比较全面的中国媒体访谈录。

 

       2002年11月的波士顿少雨,北岛来的那两天,却一直下雨。第一天,他带把黑色折叠伞,提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了要送我的两本诗集。第二天正式采访,他提个黑色帆布包。

 

  我们的谈话从上午11:30到下午4:30,过程如下:哈佛广场,先在一家印度餐厅,北岛喝了两杯咖啡,我抽烟、喝白开水,直到两盘磁带用完、烟抽光;再到中国饭馆吃午餐,那里的麻婆豆腐半温不热,我想给退了,至少得热热,被北岛拦住;再胡乱选一间酒吧,开始喝红酒,他点了Merlot,很好。5点,北岛和他的诗歌编辑去看电影,我觉得筋疲力尽,坐地铁回家的路上睡着了。

 

  然后是艰苦地整理录音。好多次,我关掉录音机,躲得远远的,不想再碰那些郁闷的谈话,不想再听北岛缓慢、平静、柔和的声音,不想再听他回忆和女儿的分离、北欧的长夜寒冬,以及随之而来的沉默和沉默背后酒吧里错乱的英语和音乐。快进快进,我使劲按住录音机。可是,除了问这些伤感而不切实际的问题以外,我找不到恰如其分的话题。一个热爱诗歌的中国记者,一个中国最有名的诗人,在远离汉语的某个地方没完没了地生活着,然后遇见,并相信诗是不能谈的,那么,除了彼此厌倦,还能怎样?

 

  录音机里,北岛温和地、强打精神地问:还有多少问题呀?说了这么久!我抱怨:谁让你说话那么慢!当我说:“我的问题完了。”他马上如释重负地接嘴:“可以谈点轻松的了,这简直是互相折磨。”

 

  北岛应该是个有趣的人,读他的文章我常常笑出声,可这篇温吞的访谈作出来却没让他出彩。我想,主要是怪我的问题无趣,其次,他虽有魅力的嗓音,但确实不太会表达自己。也许如他所说“现在更关注自己的内心历程”,也许现实生活中的北岛就是这样的平和内敛。

 

 

阿多尼斯

Adonis

叙利亚

 


现场图片


嘉宾名单


奥尔维多•加西亚•巴尔德斯

Olvido García Valdés

西班牙

 

 

 

 


阿多尼斯,1930年出生于叙利亚北部农村。他毕业于大马士革大学哲学系,并在贝鲁特圣何塞大学获文学博士。阿多尼斯迄今共创作了五十多部著作,包括诗集、文学与文化评论、散文、译著等。阿多尼斯不仅是当今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诗人、思想家、文学理论家,也在世界诗坛享有盛誉,屡获各种国际文学大奖。评论家认为,阿多尼斯对阿拉伯诗歌的影响,可以同庞德或艾略特对于英语诗歌的影响相提并论。阿多尼斯对阿拉伯政治、社会与文化的深刻反思和激烈批判,也在阿拉伯文化界引发争议,并产生广泛影响。

 

 

 


语言上的忠诚和文化上的反叛,是写作的动力之一


    记者:刚开始写诗时,谁对你的影响最大?

  

  北岛:郭路生,也就是食指。那是70年春,我和几个朋友到颐和园划船,一个朋友站在船头朗诵食指的诗,对我的震动很大。那个春天我开始写诗。之前都写旧体诗。

  

  记者:“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我的未来是抽不出锋芒的青稞”是这首诗吧?你的“朗诵记”里提到过。

  

  北岛:对。我被他诗中的那种迷惘与苦闷深深触动了,那正是我和我的朋友们以至一代人的心境。毫无疑问,他是自60年代以来中国新诗运动的奠基人。

  

  记者:你怎么看自己早期的诗歌?

  

  北岛: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

  

  记者:你现在的诗和出国前的诗有什么不同?

  

  北岛:我没有觉得有什么断裂,语言经验上是一致的。如果说变化,可能现在的诗更往里走,更想探讨自己内心历程,更复杂,更难懂。有时朗诵会上碰到中国听众,他们说更喜欢我早期的诗。我能感到和读者的距离在拉大。

  

  记者:介不介意这种距离?

  

  北岛:不介意。

  

  记者:在心里有没有秘密读者?

  

  北岛:有。诗一直都是写给秘密读者的,这可以是具体的人,也可以是想像出的某个人。

  

  记者:现在写诗的速度是怎样的?

  

  北岛:我在有意放慢速度。过去这十来年,写得太多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自我重复。

  

  记者:远离母语,远离熟悉的环境,对写作有影响吗?

  

  北岛:我不同意关于“文化的根”的说法。从年轻时代开始,我们吸取的营养就是来自不同文化的,那时写的诗就受西方诗歌的影响。作为作家,确实有文化认同的问题,而中文写作本身就确定了你的身份---你是中国诗人。像哈金用英文写作,他就是美国作家。在语言上的忠诚和在文化上的反叛,会形成一种紧张关系,这又恰恰是写作的动力之一。

  

  记者:中篇小说《波动》是74年写的吧?

  

  北岛:初稿是74年,改了三稿,79年定稿,81年在《长江文艺》上发的。

  

  记者:为什么没继续写小说?

  

  北岛:后来写过一些短篇。停止写小说有几个原因,一是那时没怎么看过小说,胆大,敢写。到了70年代末开始,大量翻译作品出来,我一下子被震住了,觉得差距太大,干脆放弃。

  

  记者:以后还会写小说吗?

  

  北岛:不会。诗人和小说家是两种动物,其思路体力节奏以及猎物都不一样。也许写散文是我在诗歌与小说之间的一种妥协。

  

  记者:我读了你的散文集《蓝房子》和《午夜之门》,很喜欢,风格和你的诗完全不同,你传递信息的方式非常幽默。是用随笔的方式讲故事。我更愿意叫它们随笔,散文听起来有点抒情,而你的文章不抒情,像一些针尖,干净利落地划过皮肤。为什么开始写散文?

  

  北岛:最初是偶然的。当时和老板关系不好,把在大学教书的饭碗给丢了,只好靠写专栏养家糊口。慢慢体会到其中的好处,写散文对我是一种放松,写诗久了,和语言的关系紧张,像琴弦越拧越紧。另外,诗歌所能表达的毕竟有限,比如对日常生活以及对人与事的记录是无能为力的。


没有幸福,只有自由和平静


        记者:你的《搬家记》描述了在欧洲的4年里,换了7个国家,搬迁15次,我从中读到的是你的苦闷和无奈。当时靠什么力量扛过来的?

  

  北岛:我们这些作家当年被批判也好被赞扬也好,反正一夜成名,备受瞩目。突然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什么也不是。这种巨大的反差,会特别受不了。那是我生命中的一大关。慢慢的,心变得平静了,一切从头开始--作一个普通人,学会自己生活,学会在异国他乡用自己的母语写作。那是重新修行的过程,通过写作来修行并重新认识生活,认识自己。

  

  记者:有没有绝望的时候?

  

  北岛:当然有。我喝酒的习惯就是那时养成的,在北欧喝很多威斯忌,有时觉得这晚过不下去了,非把自己灌醉才行。第二天醒来,松口气--总算又熬过了一夜。

  

  记者:这种状态持续了多久?

  

  北岛:头两三年。加上北欧气候不好,冷,天黑得早。

  

  记者:到处游历、搬家,一直带在身边的,最珍爱的东西是什么?

  

  北岛:中文。这是唯一不能丢的行李。

  

  记者:你交游很广,结识了许多诗人和作家,说说这种交游的感受。

  

  北岛:游历其实从最初写诗就开始了。先是串门,在北京胡同串来串去,然后串到白洋淀,甚至更远的地方。从85年起变成了世界范围的游历,认识了各种各样的诗人和作家。我发现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再属于某个特定的民族和文化,游历久了,变得身份不明。这些人和自己及其他的语言文化都拉开了距离,游离在中间地带,这种现象实际上在改变世界文化的景观。这次到摩洛哥开会,我顺便去看望一个住在摩洛哥的西班牙最有名的小说家胡安.高蒂萨罗(Juan Goytisolo),今年春天,我们一起去了巴勒斯坦。他觉得住在摩洛哥,和西班牙的距离正好,足够他观察国内的一切,又不必介入国内的纠纷。他经常在西班牙的报纸上谈国际政治和社会问题。我作为一个流浪者,因为不属于任何文化圈,就有一种说话的特权。比如巴以冲突,我明确站在巴方,公开谴责以色列当局。在参加国际作家议会代表团声援巴勒斯坦的访问活动中,我更切身体会到巴勒斯坦人所受的苦难。但欧洲和美国的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巴以问题上保持沉默,这和犹太人在欧洲的历史有关。那是个禁区。而葡萄牙小说家萨尔马戈(Saramago)挑战了这一禁区,他就受到很大的压力。

  

  记者:相对而言,你觉得哪里最适合诗人生存和创作?

  

  北岛:哪儿都不适合诗人生存。如果不谈诗人,作为移民,在美国生活要容易些,欧洲比美国排外得多。美国虽有很多问题,但好处也多。比如,像我这样的英文水平,居然能混到美国大学教英文写作,这在欧洲是想都不敢想的。弗罗斯特(Robert Frost)曾说,生活在美国的好处是,他不必向给他钱的人道谢,诗人和学者都是乞丐,但他们把乞讨的苦差推给了校长。但问题是,诗歌和学者因为不用亲自乞讨,也就失去了乞丐的敬业精神,用不着流浪,有吃有喝的,转而成了施主,传教授业,居高自傲。这种阶级成份的转换,必有后患。

  


记者:好像你对当教授不太感兴趣,那你喜欢什么职业?

  

  北岛:没有我喜欢的职业,但这话得看当时的历史条件。我当建筑工人时,最羡慕的活是烧锅炉看水泵的,因为有时间读书写东西,但一直没轮上我;后来当编辑,梦想找份不坐班的差事,也未能如愿。现在当老师,嘴又笨,不适合,但总比刷碗强。

  

  记者:现在你在威斯康辛州的Beloit College当驻校诗人,都干些什么?

  

  北岛:我每年在Beloit待两个月,教诗歌创作和中国当代诗歌。创作课分两部分,一是分析大师的作品,二是讨论学生自己的诗。当场讨论学生的作品,对我是很大的挑战,往往会因为一个词不懂而卡在那儿。后来我要求他们提前把诗交给我,我先查字典把诗看懂了再说。混久了就好了,一个词不懂也没关系,大概知道他们在写什么。

  

  记者:这个工作可以让你摆脱生活压力吗?

  

  北岛:像我这样的第一代移民,面临很多压力:父亲病重,孩子要上大学,加上美国经济不好,教职不稳定。我曾做过很多工作,比如在纽约和一个舞蹈团合作,在加州为法庭的中文口译出考题,给BMW汽车写颂词,等等。我没什么可抱怨的,现在这工作收入还行,虽没有医疗保险和养老金,好处是自由,一年中大多数时间属于自己。

  

  记者:这样你有大把时间参加各大学的诗歌朗诵会,我对这样的朗诵会很好奇。

  

  北岛:一般有创作课的大学,都有朗诵系列(Reading Series ),配套成龙,组成了专业诗歌生产线。大学的诗人教授们互相请来请去。我也是受益者,常被请去朗诵。但由于非正式教职,又是外国人,我享有误入中心的局外人的特权。这种特权是:你在其中,但不必遵守他们的游戏规则;同时又不在其中,距离使你保持足够的清醒和批判意识。

  

  记者:你是用英文还是中文朗诵?

  

  北岛:用中文朗诵,然后请美国诗人或教授朗诵英文翻译,一首对一首,有时加字幕。我从不用英文朗诵,一是英文没那么好,二是我喜欢中文的音调,喜欢那种它孤悬于另一种语境中的感觉。说白了,我念错了,没人能听得懂。

  

  记者:听众的反应怎样?

  

  北岛:各地不一样。在欧洲,一般来说,不会有听不懂的问题,尤其像北欧国家,有理解晦涩诗歌的能力,他们自己就有很多这类的诗歌。而美国注重的是叙事传统,听诗费点劲儿。有时候我得搭配些容易懂的诗,朗诵前再说几句话作引导。其实朗诵就是一种表演,你总不想跟听众过不去吧。

  

  记者:你早期写了些情诗,后期不再写爱情了,你的感情经历和诗歌真的分开了吗?

  

  北岛:写情诗大概只能在青年时代。那时,生活经验和写作很密切,到了一定岁数两者逐渐分开,写作变得曲折隐秘了,没有年轻时那么直接。

  

  记者:以后会再写爱情诗吗?

  

  北岛:不知道,生活和写作都是不可预测的。

  

  记者:现在谁在你的生活中最重要?

  

  北岛:女儿。我对女儿有负罪感,我生活的动荡以及婚姻上的问题,对她影响很大。我离开她时她只有4岁,10岁来美和我团聚,15岁又回到北京,17岁再搬回美国,像个小流浪儿,在该得到父爱时没有父爱。记得刚和女儿分开的那段日子,我的感情变得非常脆弱,甚至不能在街上听见孩子哭,一听见就跑,实在受不了。

  

  记者:她读你的诗吗?

  

  北岛:很小的时候会背一两首,长大后就不读了。

  

  记者:我喜欢你写给女儿五岁生日的那首诗,你女儿认同你的诗人身份吗?

  

  北岛:她没这个意识,有时还嘲笑我,直到在北京读国际学校时,她的中文老师和英文老师都要教我的诗,她似乎才另眼相待。让我吃惊的是,她最近开始写诗了。那是青春期骚动、跨国迁徙和文化震荡所致,倒是很自然的,应该和我没什么关系。

  

  记者:你的日常生活是怎么安排的?

  

  北岛:上午写作,中午午睡,下午去健身房读书学英文,给女儿做饭,晚上租个录象带看,算是休息。

  

  记者:现在读中文多还是英文多?

  

  北岛:当然还是读中文多。但出于生存需要,强迫自己读《纽约时报》,其英文简洁明快。另外读点英文小说什么的,出于工作需要,有时也读读英文诗。总之,平时犯懒,一到关键就得临阵磨枪。

  

  记者:什么时候最想写诗?

  

  北岛:很久没写的时候,有种恐慌,就像学业荒废的感觉之于读书人一样。

  

  记者:喜欢和身边的人谈诗吗?

  

  北岛:不喜欢,诗是不能谈的东西。

  

  记者:你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是什么?

  

  北岛:失去亲人。我妹妹在76年因游泳救人淹死了,那孩子得救了。我和妹妹感情非常深,她那时才23岁,我27岁。我痛不欲生。我甚至觉得,后来写诗办刊物都和这事有关。两年后我和朋友创办了《今天》。

  

  记者:现在想起北京,还是像你书里提到的是“大白菜的味道”吗?

  

  北岛:嗅觉比其它感官的记忆更持久。刚开始连做梦的背景都是北京。时间一长,背景慢慢消失,剩下的只有气味。在外边待久了,回去的路不复存在,也就是说,我再也找不到那个我出生长大的地方。13年后我第一次回北京,连家都找不着了。冬储大白菜不见了,但它的味道留在记忆里,那是我的北京的一部分。

  

  记者:如果让你现在给“幸福生活”下个定义,会是什么?

  

  北岛:记得年轻时读普希金的诗: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我一直没弄懂。直到漂泊海外,加上岁月风霜,才体会到其真正含义。没有幸福,只有自由与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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